用温度胆识和理性祛除戏剧批评痼疾

“今天的戏剧人众所见惯的现象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很少，多数是宣传和捧场。”在近日于江苏张家港举行的“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研讨会上，戏剧评论家黄维钧一开口就抛出了这样的问题。

黄维钧说，评论在早先叫批评，两者本是同义语，主要是写给观众或读者和同行看的。真正的戏剧批评，需要真知灼见和实事求是，且正反面兼而有之。而如今的现实却是，观众不愿看专业性强的理论评论，剧团不想听批评，更有相当一些名编名导名演员甚至公开声称：我从不看评论，不必理会。

如此一来，真正意义上的戏剧批评的冷清以至失语，也就与宣传、捧场等应景之作的泛滥相映而成了一道怪异的图景。不少有益的争论虽已见端倪，但无人出头，难以为继；一些即便事关大体、含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探讨，也因涉及对某人某戏的质疑和探讨，都被冷漠和违避一一搁置、屏蔽；以至于有学养、有责任、有真知灼见的严肃批评家，逐渐被小报小刊等宣传媒体所边缘化，失去了发出严肃话语的阵地；或者有些评论家则干脆放下了笔，眼不见心不烦。而活跃在报刊的某些“批评者”，则多是以雇佣身份为主顾高唱赞歌，或者以故弄玄虚的作风兴风作浪。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在中国剧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戏剧评论家崔伟看来，批评声音的薄弱、批评力量的乏力、批评威信的不振、批评队伍的流失、批评阵地的缺乏，则是造成戏剧批评未能更有力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关键。改变这一现状，最为实际的行动还是要在批评队伍的建设、批评环境的营造和批评阵地的开拓上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多做基础和实际的工作。“以温度化解冷漠，以胆识对抗违避。”崔伟说。

除此之外，西方戏剧理论引进中的误区也让专家不无担忧。近些年来，西方戏剧对中国的影响日益普及，西方的理论概念也不断由学术界溢出到社会上，五光十色令人目迷。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表示，从最早的“易卜生主义”到近年来的“行为艺术”、“后戏剧剧场”等，戏剧界西方“话语”狂欢，理论滔滔不绝，舞台上却乏善可陈。表面的理论繁荣与舞台寂寞的鲜明对比是中国戏剧界的一大悖论，不少源自西方似是而非的理论泡沫，恰恰是误导中国戏剧人、影响戏剧繁荣的原因之一。

“不是简单地关上门拒绝西方，而是要更冷静更认真地研究西方，必须下功夫审视引进对象的具体实践，尤其要考察激进理论与现实操作之间必然存在的距离，不要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孙惠柱认为，我们对西方戏剧的介绍重理论轻评论，现在应该从对理论过多的、片面的关注转到翻译引进具体的剧评上来，用理性精神祛除“言必称希腊”之魅。对此，戏剧评论家王蕴明表示，要提倡民族气派、朴实文风。对外来理论要择善而取，化而用之，不要生搬硬套，装腔作势，夸夸其谈，不着边际，不要像当年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那样：“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戏剧评论家王安葵则认为，除了洋为中用之外，更要学会古为今用。要重视戏曲表演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提升，建设中国戏曲理论体系，这一任务应该提到我们的理论研究日程上来，如不抓紧，将难以补救。（记者 王新荣）（摘自 《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