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戏曲的复兴与繁荣

1976年10月，“四人帮”集团覆灭，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文艺由万马齐喑的一片沉寂开始走向全面的复兴，戏曲界也是一样。

首先，戏曲界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工作，戏曲队伍开始恢复元气，传统剧目恢复上演。截止1980年，全国已恢复了两百多个剧种，两千多个剧团，全国的戏曲工作者已达二十多万人。在这支队伍中，大批中老年演员重新登上舞台，焕发出艺术青春。“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艺术家得到平反昭雪。从1978年起，一些杰出的艺术家的纪念活动陆续开展。戏曲教育也得到恢复，中国戏曲学院于1978年招收新生，培养了大批演员。在此基础上，上演剧目也开始增多，“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局面得到了根本上的改善，戏曲舞台出现一派活跃气象。一批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揭批“四人帮”的现代戏首先登上戏曲舞台，如京剧《蝶恋花》、秦腔《西安事变》、越剧《报童之歌》等。其次，“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的优秀现代戏也在各地恢复演出，如《红旗谱》、《节振国》、《八一风暴》、《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朝阳沟》、《刘巧儿》等。再次，传统剧目的上演也渐次开始。1977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5周年，首都舞台上演了《逼上梁山》中的三场戏，这是传统剧目上演的一个信号。后来，《海瑞罢官》、《谢瑶环》等许多受到“四人帮”打击迫害过的剧作家的作品开始上演。1978年6月，中宣部一号文件转发了文化部关于恢复优秀传统剧目的请示报告，传统剧目遂开始陆续上演。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场自下而上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展开，随之而起的是在戏曲舞台上出现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到1979年下半年，全国各地上演的传统剧目已经占全部上演剧目的绝大多数，并由此一改戏曲舞台上演剧目稀少、格调单一的非正常局面。

其次，戏曲创作出现了繁荣局面。“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三年之间，戏曲艺术的迅速恢复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十年动乱对戏曲艺术的大面积破坏，戏曲艺术的协调发展还有待做更多的工作。其中，剧目的建设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据统计，到1980年上半年，全国上演的传统剧目几乎占了全部上演剧目的90%以上。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三者的比例严重失调。面对这种情况，1980年7月，中国剧协、文化部艺术局、文学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艺术的经验和教训，认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根本方针和“两条腿走路”、“三并举”的剧目政策是戏曲工作行之有效的方针和政策。会议强调：在开展戏曲艺术工作中，要根据地区、剧种、剧团等不同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搞“一刀切”政策;戏曲工作要力求赶上时代步伐，解放思想，立志改革。会议讨论了继承与革新、传统剧目的社会作用、历史剧的古为今用及繁荣现代戏创作、提高剧目质量等问题，向全国戏曲工作者提出了积极可行的建议。7月27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作了《进一步革新和发展戏曲艺术》的讲话，就总结戏曲改革的经验、丰富和革新戏曲剧目、革新戏曲舞台艺术和戏曲剧团体制改革等问题作了深入阐发。本次会议之后，戏曲创作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时期。

在传统剧目和古典名著的整理和改编方面，出现了许多优秀剧目。武纵执笔的楚剧《狱卒平冤》是根据传统剧目《九人头》整理改编的。原剧描写江夏县令草菅人命，错判一奸情案件而使九条人命行将丧生，被刚刚上任的巡抚隔屋偷听，弄清真相，才惩治了凶手，平了冤狱。改编者把原作中引诱妇女的凶手尹大钟改造为一个身居公门且有良知的捕役吴明。吴明发现杨春有冤，对老爷讲了实话而被贬为狱卒，后私访真凶，铤而走险，利用官场矛盾，使得案情真相大白。改编者把吴明这个小人物作为为人平冤的中心人物，在他身上赋予了正义和良知，摆脱了传统公案戏中仰赖大人物平反昭雪的俗套，既具有一定的民主气息，又以此为核心，揭露了官场的腐朽黑暗。这个戏演出后，引起了较好的反响。全国许多剧种都移植了这个剧目。马少波改编的昆剧《西厢记》，细致地描述了崔莺莺一步步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历程，强调了红娘对张生和莺莺爱情的热心帮助，突出了张生对爱情的诚挚追求，对崔母阻止张生、莺莺爱情的心理作了充分的铺垫，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在语言上力求保持原作的美丽词句，收到了良好效果。

在新编古代题材戏创作方面，“文化大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例如顾锡东的《汉宫怨》、马少波的《正气歌》、郑怀兴的《新亭泪》、刘云程的《失荆斩》、周长赋的《秋风辞》、郭大宇和彭志淦的《徐九经升官记》、魏明伦的《易大胆》与《巴山秀才》、孙月霞的《画龙点睛》、朱学和毋政的《千古一帝》、毛鹏的《康熙出政》、李亚仙的《曹操与杨修》等。这些剧目或者根据历史事实进行编写，或者根据民间故事进行编写，都在原素材的基础上就主题和立意方面赋予剧作者自己的历史观和创作观。

《汉宫怨》叙说的是汉宣帝刘询时期的一场宫廷斗争。霍光的妻子霍显为了使自己的女儿登上皇后宝座，买通御医害死皇后许平君，案发后霍家全家获罪。剧作真实而又生动地描写了几个人物的悲剧命运。许平君曾经是一个普通的浣纱女，在患难之中救助了刘询，被封为皇后以后，又因政治斗争被霍显所害。少女霍成君被她自己的亲生母亲为了政治利益打入冷宫。霍显为了政治利益，不惜害死皇后、牺牲自己的女儿，但也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作者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揭示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新亭泪》描写的是晋代风雨飘摇背景下几个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晋元帝司马睿担心具有强大势力的王氏威胁自己的政权，倚重刘隗削减王氏势力。

王敦发动叛乱，其堂兄王导依王敦之势力排除异己，但又恐损于名节。王敦起兵之时，王导待罪宫门;王敦得势后，他又闭门谢客。王导好友王伯仁以大局为重，在王敦威逼元帝之时替元帝承担了放走刘隗的罪名，使一场危机得以化解。周伯仁曾在元帝面前力保王导，但却遭王导因误会而默许王敦杀害之。该剧透露出晋王朝在动荡之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秋风辞》叙写的是汉武帝刘彻晚年因信巫而杀害太子的故事，通过汉武帝武断而又多疑的性格特征揭示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写出了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封建制度下也未能免俗的必然性。他既有爱子之心，又因太子与自己政见相左而相信佞臣对于太子的诬陷，并对自己的做法信誓旦旦。当他弄清事件的真相时，又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而不承认自己的错杀。刘彻的悲剧既有来自性格的因素，又是封建制度的必然结果。该剧表现出剧作者对历史的独特思考。

《康熙出政》描写康熙亲政后，在祖母的帮助下与专横霸道的鳌拜等人进行斗争的故事，着力表现成长中的皇帝刚毅向上、不恋声色，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故事。作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写实的手法描写了这位卓有作为的皇帝。《巴山秀才》是根据清代光绪二年四川“东乡惨案”的史实改编的，描写一位名叫孟登科的秀才从埋头读书到焚毁八股，从迂腐到聪明，从胆小到胆大，从顺民到“刁民”的历程。他在状告知县和总督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正义之气，让人感到他的迂腐中含着无尽的可爱和可敬。

《曹操与杨修》写曹操与杨修两位智者的悲剧。杨修智慧超群但又恃才傲物，明知曹操性格多疑，却又不得不追随这位深谋远虑的雄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深知泄露军机要遭杀头之罪，但为了挽救曹军，又不得不揭破曹操的妒贤疾能心理。他是在为曹操一次次贡献自己聪明才智的过程中又一步步把自己送向曹操设置的断头台。曹操为实现统一大业，求贤若渴，敢于不拘一格录用像杨修这样富有才智但又狂放不羁的人才，但他猜忌多疑的性格又无法容忍杨修对他的尊严的冒犯。为了在杨修面前保持自己的尊严，他不惜去犯自己明明知道的错误。他明知杨修对他实现统一大业的重要性，但由于猜忌杨修威胁及自己的政治地位，又只好挥泪杀掉这位英才。作者突破了以往描写曹操运用忠奸斗争的模式，运用现代意识审视历史，透过曹操与杨修的矛盾揭示了封建制度本身无法克服自身弱点的必然性。

新时期的现代戏创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例如魏明伦的《四姑娘》、甘征文的《八品官》、吴海燕和徐根生的《母与子》、俞道南和黄光椿的《终身大事》、赵象焜的《张王李赵》、陈芜的《牛多喜坐轿》、陈正庆和田井制的《六斤县长》、杨兰春的《朝阳沟内传》、郑怀兴的《丑鸭子小传》、胡沙和高琛的《高山下的花环》等。《四姑娘》是根据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改编的，描写葫芦坝郑百如等坏人在“文革”中得势，欺压支部书记金东水、善良的农村妇女许秀云和老实农民许茂等人。

郑百如遗弃了许秀云，并且诬陷迫害金东水，致使他的妻子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金东水克制着自己的不幸，还为村民操心。许秀云在关心姐夫金东水和他的两个孩子的过程中，对金东水产生了爱情，但又遭到恶势力的阻挠。作品描写了在十年动乱中善与恶、美与丑之间的搏斗，揭示了人物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八品官》写的是一个农村生产队长的故事，刘二在农村体制改革中毛遂自荐当上了生产队长，被纠缠到一系列矛盾纠葛之中。他的丈人想利用他的职权占生产队的便宜，公社干部家属想依仗权利侵占社员的利益，他的妻子桂英因刘二违反了“约法三章”要与他闹离婚。

剧本表现了刘二在种种矛盾纠葛中既坚持党性，又机智幽默地处理问题的性格。尤其在“驮妻离婚”中，夫妻二人都信誓旦旦地去离婚，当他们走到一条河边时，桂英让刘二背她过河，在过河的过程中，二人想起了曾经相亲相爱的日子，又互相埋怨对方心狠。这场带有喜剧性的戏既引人发笑，又耐人寻味。《六斤县长》揭示了生活中的许多悲剧因素。例如，南有余因残疾而生活困难，女儿山秀为赡养父母而想让未婚夫到自己家来，但男方因她家贫穷不肯前来，她的婚事出现了波折。

南大婶毫无怨言地照顾着自己残疾的丈夫，又疼爱着自己的女儿。为了女儿的幸福，她劝女儿出嫁，自己担当起家庭的重任，在她身上体现出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县长牛六斤亲自上门帮助南有余摆脱贫困，南有余激动之极，扑倒在县长面前，牛县长一把把他扶起来。牛县长自己也有许多烦恼，他的部下、当年的老战友不思进取，整天沉溺于玩乐之中;他的妻子自私倔强，买下群众的良种鸡，他要妻子去还，妻子坚决不肯。面对这些复杂问题，牛县长既坚持耐心说服，又运用一定的手段，表现了他随和、幽默的喜剧性格。

新时期还出现了一些致力于革新的探索戏曲。这些戏或者在内容上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或者在形式上给传统戏曲注入新的艺术因素，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例如，高文澜的《尉迟恭辞婚》是运用传统手法写出新意的作品。尉迟恭发迹后，拒招驸马，不忘结发之妻，这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者没有着力写他的这种品质，而是把尉迟恭放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去写。李元吉等人为了陷害尉迟恭，劝母后招尉迟恭为驸马。但未料对英雄情有独钟的二公主对尉迟恭产生了真正的爱情。这就给本来可用传统思路辞婚的尉迟恭带来了进退两难的心理因素，增加了尉迟恭性格的复杂成分。直到李世民揭穿了李元吉的阴谋，尉迟恭才从两难境地脱身。作品运用这种思路既保持了对传统美德的赞颂，又给整个作品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

魏明伦的《潘金莲》也是立足于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突破，把潘金莲这个几乎已成定论的人物作了全新的解释，写出了潘金莲内心世界里合理的一面。他在剧中设置了不属同一时代、同一国度的人物，让他们分别对潘金莲的行为作出评价，力图从人性的角度阐释潘金莲。该剧演出后褒贬不一，但作者这种大胆的探索精神给戏曲舞台吹进了一股新风。郭启宏的《南唐遗事》以李煜和周玉英的爱情为线索，描写了南唐王朝覆灭的过程。按照传统的写作思路，会陷入一种“恋色亡国”的窠臼。但作者重点描写了李煜与周玉英之间的纯真爱情以及李煜对艺术的真诚热爱。

在祭奠妻子的仪式中，他竟与大臣议论写挽词所用的毫管;在被俘告别小朝廷之前，他还不忘与所恋的宫娥们一一拥抱接吻。作者突出了李煜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丰富情感，淡化了他作为皇帝未能励精图治的过错，使李煌的性格显得颇为丰满。在戏曲形式的探索方面，也有不少佳作。《康熙出政》把许多民族舞蹈化为戏曲语言，其中的布舞就是把蒙族的“角扑”化入京剧武打动作而成的。鳌拜府内的舞蹈是利用满族的“巫舞”而又化用了京剧舞蹈身段而成的。《弹吉他的姑娘》把中国戏曲的虚拟环境传统与一些实景点缀结合起来，既显得流畅舒展，又不单调乏味。正是在这种虚实结合的舞台环境中，才创造了“电话圆舞曲”等精彩场面和一些新的意境。

进入90年代，戏曲对于名著的改编上演也蔚然成风。例如越剧《红楼梦》、《孔乙己》，昆剧《长生殿》，曲剧《茶馆》，京剧《西厢记》、《牡丹亭》、《狸猫换太子》、《秦香莲》、《四郎探母》、《骆驼祥子》等，都力图运用新的视觉阐释名作，也用以展示中国戏曲的典雅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