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吼剧团的“雪崩效应”

狮吼剧团的“雪崩效应”

1950年4月，春色明媚，蕙风和畅，温煦的阳光轻抚着古城开封。年方32岁，刚流产不久的陈素真，穿着母亲的胖棉袄，头上蒙着黑围巾，手里拄着一根棍子，缓步踱出家门，坐在一家临街肉铺前和人闲谈。

便在这时，一个身材不高却步伐矫健的中年男人来到陈素真面前。

陈素真扔掉拐棍，站起身来，望着来人，两眼潸然，双唇蠕动，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来人也是“双手执看泪眼，竟无语凝咽”。

过了许久，来人才惊讶地说：“你怎么憔悴成这个样子啦?我老远便看到这里坐个老太太，万没有想到是你呀!”

这人，正是豫剧一代宗师樊粹庭。

阔别多年，共同开创了豫剧新时代的“近现代豫剧之父”和“豫剧皇后”再次相见，该有多少话说?又能说些什么?

樊粹庭与陈素真的艺术合作，可谓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有了陈素真，樊粹庭的艺术思想得到炉火纯青的演绎;有了樊粹庭，陈素真达到自己艺术的升华，攀登上豫剧艺术的颠峰。他们的合作，创造豫剧历史上的一段神话，一个典范;他们的分离，也给豫剧历史留下一段缺失，一声叹息，一个遗憾。

今天，人们说起陈素真与樊粹庭的分道扬镳，扼腕叹息者有之，唏嘘痛惜者有之。豫剧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最优秀的编剧、导演、教育家、剧团领导人和最杰出、最有创造力的演员，合则两利，分则两害。两人曾有长达八年的合作，而这八年又是他们一生中创造力最丰富的时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是豫剧发展史上最为成功的典范。

两人分手后，各自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甚至可以说是其一生中最艰难、最黑暗、最痛苦的时期。也许，正因为他们两人都太强大了，在长期的合作中，难免会有主次之争，会有碰撞，有摩擦，有纷争，有分歧。尤其是当陈素真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成长为红得发紫的名演员，经受了大都市的绮丽浮华熏染之后，难免会目眩神迷，内心要求独立的冲动再难压抑。李秀峰以上学、办孤儿院为由对陈素真的蛊惑，其实正是顺应了她的这种冲动，他们的别离也就在所难免，在劫难逃。

1942年9月，陈素真演完最后一场《三拂袖》后，离开樊粹庭，离开狮吼剧团，拂袖去了重庆。

陈素真的出走导致了雪崩效应，一个多月后，狮吼剧团其余的三大主演赵义庭、许树云、田岫玲各自拉出一班人，去成立自己的戏班。

樊粹庭是一个好掌班、好导演，但身上也带有不少“家长作风”，在他这棵大树的覆荫下，其他人很难出头。待陈素真一走，赵义庭等实力雄厚的主要演员纷纷离去就成为必然。

赵义庭于1919年出生于山东曹县，少年既入科班学唱山东梆子。1935年初，赵义庭随戏班一起来到开封，加入刚成立的豫声剧院，在樊粹庭的指导下，努力学习豫剧祥符调的唱法，兼取两家之长，逐渐形成了一套有个人特点的新腔，既有山东梆子的高亢嘹亮，又有祥符调的疾徐自如、流畅华丽。在樊粹庭的帮助下，1935年上海百代公司为赵义庭灌制了唱片《南阳关》、《八郎探母》，使其成为豫剧小生灌制唱片的第一人。

为了赵义庭的进步，樊粹庭还请来了京剧名票贾荫棠教授其武工，使赵义庭的文唱武打技艺都在短时间内有突飞猛进，成为文武兼工的小生，很快就使当红小生刘朝福、黄儒秀相形见绌，并从此开始了与陈素真长达数年的合作，联合主演了《涤耻血》、《女贞花》等一大批“樊戏”。

离开狮吼剧团后，赵义庭在陕西、甘肃一带组班演出，被誉为“豫剧第一小生”。

1950年，赵义庭加入香玉剧社，并担任副社长，从此开始了和常香玉的长期合作。常香玉在回忆录《戏比天大》中说赵义庭：“台风潇洒，感情真挚，唱腔挺拔激越，韵味浓郁，表演见棱见角，节奏鲜明。”1956年，赵义庭随香玉剧社一起加入河南豫剧院，并担任了一团团长。他的《南阳关》一剧经过千锤百炼，成为代表作品，民间有谚语“拆了房子卖了砖，也要看看赵义庭的《南阳关》。”

赵义庭对樊粹庭的着意栽培，历时愈久，感佩愈深，曾发表回忆说：“我在此以前，只知道‘说戏’，来到豫声后，才第一次听说‘排戏’。通过排戏，我懂得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戏理。樊先生在排戏时，用启发和示范相结合的导演方法，每给你比一个指法眼神，抬腿投足，都把这些表演动作的目的，向你讲得一清二楚。我开始懂得了演戏不光要学会程式动作，还要注意角色的内心刻画，只有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装龙像龙，装虎像虎，演出活生生的人物来。”（来源 樊城《豫剧春秋》第十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