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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腔的历史兴衰看对当下文化发展的启示

秦腔是梆子声腔的鼻祖,属民族最古老的戏曲剧种。曾对山西、河北、北京、安徽、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梆子声腔剧种,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的地方剧种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叫秦腔。鲁迅说他家乡的绍剧,就是“秦腔的旁支”。秦腔成熟于明代中叶,虽然产生于大西北,但是靠着李自成起义军的“四处点染”,得以“恣肆泼洒”。据说,李自成军队的军乐是秦腔,他的“军队文化”是秦腔戏,军旗指向之处,秦腔便绕梁不绝于耳。后来,秦晋商人又将秦腔作为经商的媒介,带到了“山陕会馆”所建立之所。山陕会馆设立最多时,在全国拥有近300个,几乎没有空白省份。这些会馆大都养有秦腔班社,即使没有,也会定期邀请秦腔名家巡回演唱,因而,秦腔再一次广为传播。

秦腔又一次产生广泛影响,也由此走向衰落的转捩点,是清朝中叶的“花雅之争”。所谓“雅部”指的是昆曲,而“花部”指的就是以京腔、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曲,俗称“乱弹”。“雅部”由于过于文人化、贵族化,已经到了看戏时需掌灯翻阅剧本才能弄懂戏文的地步,辞藻华丽,用典冷僻,佶屈聱牙,普通观众“听戏”如听“天书”。而“花部”则家长里短,通俗易懂,“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很快,京城“六大班伶人失业,争附入‘秦班’觅食,以免冻饿而已”。“花部”因深接地气,而取得决定性胜利。在这种地方戏的竞相聚集交流中,相互竞争,也相互汲养,使民族戏曲进入空前发展阶段,京剧就是“花雅之争”的最终硕果。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曲,在破“雅”之旅中,由于过于看重“市场份额”,为迎合观众,也不断制造了许多低级趣味,甚至不惜在舞台上“打情骂俏”,“以色赢人”,最终不仅遭到清政府的“围追堵截”,直至大开杀戒,而且也被观众弃之若敝屣。取得“花雅之争”最后胜利的“花部”团队,争到手中的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虽然封堵了“雅部”的咽喉,但终因缺乏对自己的清醒认识,盲目乐观于“上座率”,“出票率”,“追捧率”,作为“高台教化”的戏曲艺术,为单纯的“经济效益”一再失守道德底线,也让自己在观众中渐次“声名败落”,终究还是纷纷“抱恨而归”。

秦腔在“花雅之争”的最后落幕中,既是壮怀激烈,也是沧桑悲凉的。秦腔最着名的“男旦”魏长生,也是“花部”的“盟主”式人物,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曾先后三次进京演出,第一次“初试锋芒”,未获成功,回到西安后,发奋努力,刻苦钻研,背负“惊人绝活”二次进京,竟然“轰动京师”,“观者如堵”,其它戏班的营业都受到巨大影响,有的难以为继,为趋迎观众爱好,干脆纷纷改唱秦腔。但在他的秦腔生命形态中,也有“野狐教主”、“妖媚过头”,甚至有“坑死人”之誉,意思是说,谁看一眼就能把人害死,终因“色情成分过浓”,而被驱逐出京。为此耿耿于怀的他,虽到南方演出,对扬州、苏州、四川等地的戏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哪里跌倒哪里爬起”的内心纠结,使他终于在对剧目做了重要调整后,第三次踏上了晋京献演之路,企图以此重振“花部”雄风。然而,这次演出虽获成功,但终因心力交瘁,英雄末路,苦苦“战死”在了舞台上,以至最后谢幕时,师兄师弟们用椅子抬上舞台的他,已是心脏停止跳动的一代秦腔巨匠。

秦腔与魏长生在清代的“峭拔”与落寞,对于今天的艺术创作发展,甚至文化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与省察意义。一门艺术的勃兴,必定与地气相连接,不能植根于深厚的生命土地上,再鲜艳的花朵也是会枯萎的。戏曲的“花雅之争”,就充分揭示了这个道理。秦腔在昆曲的“作茧自缚”时代,冲决一切,所向披靡,凭借的就是“地气”,是老百姓的拥戴。

秦腔在清代的兴盛,得力于它的民众性,草根性,但由于艺人们毕竟文化层次不高,没能把握好表现的度数,加之那个时代本身就是大量制造“文字狱”的时代,文艺作品动辄撞“高压线”,当一些作品越过统治集团的“红线”时,以“扫黄”名义弹压下去也不完全是清人甚至中国人的发明。问题是,具有如此强大民间推动力的秦腔,怎么从此“一蹶不振”,而未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呢?从大量清人笔记中,可以看到“花部”乃至秦腔,在“誉满京华”时,危机已经显现,那就是民众自身对过于低级庸俗表演的挞伐。一种事物当成长得过于自信、甚至膨胀时,狂悖之心就会产生,加之一味看重“票房”价值,“冷水煮青蛙”般地一点点下探道德底线,“接地气”就成了“放地气”,连拥戴自己的大众都贱看了自己的放纵失守时,辉煌的拱顶自然就轰然坍塌了。

秦腔的再度复兴,是直到辛亥革命以后的事。1912年仲夏,古城西安的一帮知识分子,创建了易俗社,办社宗旨非常清楚,他们认为:“社会教育感人至深、普及最广者,莫若戏曲。旧日戏曲优良者固多,而恶劣淫秽足以败坏风俗者亦属不少。”有鉴于此,他们发起了“编演新戏曲,改造新社会”、“不专以营业为目的”、“以补社会教育之缺陷”的办社倡议,拉开了“启迪民智”、“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新秦腔的序幕。1938年夏,毛泽东又在延安倡导组建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以唱陕西地方戏秦腔、眉户为主,进入这个团队的一部分是知识分子、进步学生,也吸纳了许多知名秦腔、眉户艺人。团长是“狂飙诗人”柯仲平。毛泽东之所以要求组建这个团,就是考虑到当时延安的实际,希望以地方戏的形式,发动群众,投身抗日,直到解放战争,剧团先后演出近3000场,观众数以千万计,毛泽东曾表扬说:“秦腔对革命是有功的。”

最重要的是,秦腔在这个阶段,还开拓了现实题材的创作实践活动,民族戏曲现代戏在延安应运而生。以着名剧作家马健翎为代表的民众剧团的戏剧家们,第一次用时装表现当下生活,创作演出了《穷人恨》、《中国魂》、《血泪仇》、《十二把镰刀》等作品。由此,中国戏曲现代戏这个新生儿,又从最古老的秦腔剧种这里呱呱坠地并出发了。

纵观秦腔的发展流变史,另一个重要启示是:任何一门艺术都不能脱离时代而存在,尤其是传统精粹艺术,如果一味强调所谓的“遗产原生态”,以遗址和博物馆的保护方法进行保护,只能加速它的衰亡。连花岗岩质的摩崖石刻最终也是会风化完的,更何况“活体”艺术,如果不在“活”字上下功夫,也就必“死”无疑了。笔者以为,“活”字首先表现在自觉吸纳时代精气上。秦腔在上个世纪之初的大面积复活,与秦腔人自觉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复兴“气场”紧密相连有关,如果一味龟缩在自己的小天地中,即使“唱、念、做、打”得再精良,流派继承得再传神,也仍是一种“伴宴下酒”的精致“把玩”。脱离时代不行,沦落为时代的“活报剧”、成为时代的“应声虫”更不行。戏曲唯有始终站在民众立场上,坚持独立思考,持守美学品格,守望恒常价值、恒常伦理,不跟风,不浮躁,敢于担当,勇于创新,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才可能赢得与时代艺术同步发展的空间,否则,就只能是一些人所希望看到的“微缩景观”。

戏曲另一个不能丢弃的“法宝”是“高台教化”。这也是一个屡遭批评的“古董”、“短板”。在今天这个“娱乐至死”、“愚乐至死”的时代,重提舞台艺术的“高台教化”传统,具有深刻的反思意义。在文化几成感官刺激、欲望满足、游戏滥觞的“快乐时代”,有一点常识,有一点正经,继之有一点教化作用,让人在娱乐中获得一点人生启迪,是没有什么坏处的。更何况今天这点“娱乐至死”、“欲望至死”的“偏方”,秦腔早在清代就用过了,事实证明,那是秦腔的“苏丹红”、“瘦肉精”和“三聚氰胺”。一种文化,过分推崇覆盖面、关注度、收看率、发行量、点击率,也就有意无意催生了它的“邪僻性”,持守恒常是一种“道”,如果守道容易,几千年来,那些圣贤也就不会日月轮转不息地絮叨个没完了。

“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秦腔属于大众艺术,至今仍在西北大地上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在广大农村地区,优秀专业院团进行广场演出时,人山人海的簇拥场面并未锐减。秦腔依然是大西北人把握世界、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之一。面对今天文化普遍奔向市场与产业化之路的热闹喧嚣,秦腔的市场化之路明显处于尴尬境地,想看秦腔戏的老百姓,手头并没有太宽裕的文化消费款额,因而,常态看戏的人群,仍处于对低价戏票和公益性演出的期待之中。任何企图从这种古老大众艺术身上获取暴利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这种艺术没有能够刺激欲望的妖冶之姿,也没有“语出雷人”的时鲜怪叫,更不能“立竿见影”地指明生财之道,它只是向你诉说着仁义、道德、孝敬、良善、宽厚、忍让、自尊、自立这些生命通识,与当下物欲横流的诸多生命动脉不大对接得上,因而,边缘、淡远这些名词将会长期相生相伴。秦腔是秦地的一张文化王牌,因受众面广,并深牵底层百姓精神生活样态,而备受关注。陕西“十二五”规划中,以秦腔为代表的“陕西戏剧”,被列入文化强省的第一品牌。近年不断致力于以“文化惠民工程”的方式购买秦腔演出,服务大众,并以低票价推动秦腔市场发育,鼓励剧团以多演出促非遗保护,是新时期值得探究的秦腔发展方略。

无论怎样,秦腔和更多的民族戏曲艺术,都是有数百年生命的老人,已经经见过不少世事,也就更应该以一个历史老人的淡定情怀应对沧桑巨变,即不“讳疾忌医”,抱残守缺,也别见医就投,以至于过度治疗而死。更别眼馋时尚艺术的“灯红酒绿”与随物赋形,金钱固然是好东西,但对于一位文化“长者”的千年标高与风范来讲,又是无法等价交换、等量齐观的俗物。古老艺术更应活得有些尊严感,更应“心明眼亮”,懂得守常,守恒,守道,有所为,有所不为,真正根植大众,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从而寻求属于自己的、无法替代的那片生命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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