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京剧”的改编历程及呈现方式

“跨文化京剧”早已有之，这种戏剧形态成为了京剧舞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它传播的是外国名著，但同时又是别具一格的京剧剧目。从近年来京剧改编外国文学艺术名著的艺术实践来看，京剧的跨文化传播是大有可为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她是我国民众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开拓了西方经典文学艺术作品在我国的传播渠道，为民族艺术接纳世界先进文化提供了契机，丰富了当代京剧艺术的内容，推动了京剧艺术形式的改革创新。另一方面，京剧改编西方经典文学艺术作品也为其在海外传播寻找到了更多的机会，扩大了戏曲跨文化传播的范围，因而也是中国京剧步入世界文化轨道，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桥梁。

近年来，上海京剧院改编自法国文学巨匠雨果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的《情殇钟楼》，就是一个“跨文化京剧”的成功案例。在第六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期间，她的呈献给观众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其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它体现在剧本的改编上。外国名著的京剧化改编是一个跨文化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两者在文化背景、文化符号体系和文化精神上的差异决定了在改编过程中必然要做出诸多的“改变”，但这一“改变”又是有限度的，一般来说，原著的性质——亦即原著的主要精神蕴涵是不能完全改变的，否则就不是改编而是改写，是颠覆。《情殇钟楼》与原著主旨是大体相同的。叙事结构的变化显得很重要。由于戏曲受舞台时空的严格限制，在将长篇小说改编为戏曲剧目时，必须解决好如何取舍的问题。京剧《情殇钟楼》在结构上删除了多条副线，而集中表现艾丽雅、丑奴、洛族长、天昊、州官的矛盾冲突。在着重展现艾丽雅、丑奴的善良与美好的同时，也保留了对道貌岸然的洛族长、玩弄女性的天昊等上层社会代表人物的揭露和批判。这与雨果原著中通过人物的塑造来展现“美丑对照”这一美学观念暗合。如果说丑奴是验证“丑就在美的身边，畸形靠近着优美”，那么洛族长便验证了“丑陋隐藏在崇高的背后”。原著中涉及命运、人性、阴谋等具备人文关照和东西方文化普遍接受的话题，以及涉及爱情与生死这样具备母题性质的话题都符合中国观众多年沿袭下来的思维模式、心理期待。剧作家在改编过程中抓准了契合点，抓住了原著的精神，接通了诞生于法国的《巴黎圣母院》与新编京剧《情殇钟楼》之间的精神联系。

其次，它还体现在舞台呈现上。剧作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为唱念做打的表现手段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作品将大段的唱放在人物内心冲突很激烈的关口，使唱为情节的发展服务，用音乐歌舞造成气氛的鲜明对比，展现人物的心灵撞击。在音乐上，全剧不但运用了二黄、西皮等传统调性的不同板式，还辅以四平调、吹腔、高拨子等元素，运用独唱、对唱、重唱等演唱方式，丰富了京剧的演唱形式。在舞蹈上，以传统京剧的身段程式为基础，巧妙地融入西方舞蹈的动作和舞步，既符合人物来自异域的身份设置，又不会因为哪个动作设置的不协调而让观众的注意力从人物与剧情上转移。在舞台美术上，整个舞台呈现出空灵、写意、简约的风格，通过对少量道具的灵活运用，分别交代了不同的场景。灯光的运用不追求堂皇花哨，但很精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化装、服饰基本沿袭京剧的传统行当体制，但力求符合人物身份及性格，并注意全剧色彩的统一，充分展示京剧服饰绚丽多彩及与演员表演相辅相成的特点。

《情殇钟楼》的文本改编体现了尊重原著的原则，在如何将不受时空限制的长篇小说改编成受舞台时空严格限制的戏曲剧目上提供了经验，在尊重我国观众的文化认知，如何处理异域文化与京剧独有的符号体系的关系上也创造了可资借鉴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