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梦中的舞台

我从小爱京剧。上小学前，同院住着两位老人姓沐，无儿无女，我称他们三爷爷、三奶奶，三奶奶是韦三奎（著名里子老生）的姐姐。三爷爷在中和戏院管茶房，经常带我去听“蹭儿戏”。

隐隐约约的只记得几个“镜头”，像《火烧连营》里一个白胡子老头被大火烧的满台乱转，那“火”是由一个穿大褂的人，左手拿着一个茶杯，右手拿着一个鸡蛋粗冒着烟的纸卷，站在上场门儿；等刘备跌跌撞撞的走到他面前，他就把纸卷在杯子里沾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往空中一抖，老头儿的头顶上立刻冒出一团火苗；吓得老头又踉踉跄跄的奔向下场门儿，那个人早先跑到下场门儿等在那里，又一抖，又是一团火；最后在中央来一次，那老头大概是让火烧晕了。就脸朝着台下颤抖，白胡子乱颤，背向后慢慢的弯下去，终于站不住，摊在台上，观众就鼓掌。

后来那老头让人搀扶着再上台，一步三摇的唱起来，唱的什么，听不懂，就东走走，西串串，熬到散戏，跟三爷爷回家。路上三爷爷就给我将这出戏的故事，那不断接受喝彩的人是谁……告诉我唱大轴的是谁，现在想起来都是大牌名角。不过名气越大，我越听不懂。比如《连环套》我只记得快要散戏了，竇尔墩脖子上带上锁链，那演员挥舞着双臂，像个大蝴蝶，转身，在“崩登仓”的锣鼓声中，跳起来，一只脚落地，纹丝不动，掌声雷动。散戏后，三爷爷告诉我，那演员是侯喜瑞！这出戏是他的拿手戏，前边的“盗御马”和“拜山”更加精彩，甭说一般的武生，连杨小楼晚年演《连环套》都不敢请他助演，因为他只要一出场，整个舞台就全成他的了。所以从小我就知道有位花脸演员姓侯，非常了得。等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懂点儿戏了，看了侯爷难得一见的演出，才知道名不虚传，那美，那帅，那干净利落，特别是有的动作无法用语言形容，比如《群英会》怹的黄盖，开场就上，起霸的最后的单脚搓步，双手前伸白满飘洒的美姿，回忆起来恍如昨日。

起头，爱看的多是玩笑戏和武打戏，最爱的当然是猴儿戏了。看完戏回家就模仿，连吃饭都不老实，学《安天会》里的“弼马温”，蹲到椅子上，免不了挨顿骂。

上了中学、大学以后，不仅听过许多名角的戏，还彩唱过，别提多过瘾了。后来工作在顺义农村学校，那里的男老师吃饭，都蹲在板凳上，让我一吃饭就想《闹天宫》猴子偷吃仙桃的样子，想笑又不敢笑。后来入乡随俗，吃饭的时候我也蹲在板凳上，没人骂我了，可是我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了。

我所在的学校离县城四十华里，连电灯和收音机都没有，更甭说听戏了。也别说，这当中还真看过一场象样的戏。那是中国京剧院四团成立前夕，一批入选的中国戏曲学校应届毕业生，到农村体验生活，劳动结束返城前，在县剧场演了三天。我闻讯后，徒步跑到县里看他们的演出。那天的戏码是：刘长瑜的《拾玉镯》，俞大陆的《艳阳楼》，孙岳和李嘉林的后部《将相和》。阵容整齐，表演认真，火候虽然稍嫩，却使我如久旱的禾苗逢到甘霖，所以至今记忆犹新。刘长瑜最完美，没有洒汤漏水的地方；俞大路开打亮相时髯口掉了半边，他赶忙托住，可能大部分人没有看出来；《将相和》蔺相如赴宴，上场前，鼓佬起了个“乱锤”，不知谁提醒，很快改为“撞金钟”（也叫散长锤）。孙岳学谭，嗓子不错；李嘉林前面过于用力，后面力不从心了。散戏后住在招待所，偏巧跟武场演员同居一室；我拿出带来的一点花生招待他们。他们告诉我，这些孩子们准备成立“四团”，他们是从三团“借调”过来的。我问，那位是鼓佬，一位连忙回答“是我。”并说自己原是打大锣的……后来便是“样板戏”的天下了，学了几段，总觉得不过瘾。艺术大师们在舞台上的神采，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他们荡气回肠的歌唱，总在耳边萦绕，只好一个人没事的时候躺在田埂上、麦垛旁，闭起眼睛“蹬”上脑海里的“舞台”，跟大师们共舞。这“舞台”上有祢正平的鼓，俞伯牙的琴，王昭君的琵琶，伍子胥的洞箫，好不热闹。看到我哼哼叽叽的样子，有人说我得了“魔症”！

改革开放后，我回到城里，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同学杨永树，他爱京剧更甚于我，而且有一条天生的好嗓子，酷似中年的张君秋，现在已经是票界的名人，勾起我的旧日情怀。咱没有那副嗓子，打打锣，跑跑龙套总还可以。退休后，听说老教协有个京昆小组，急忙跑去报了名。每周六大家聚在一起，锣鼓铿锵，琴声悠扬，和我一样的戏迷朋友们敞开喉咙，纵情歌唱；坐在他们当中，我才真的找回了失去多年的自我，走出了梦中的舞台……

我从十几岁变声，“一变”就是六十多年，今年夏天在家喊几句觉得似乎嗓子痛快许多。暑热过后，大家又聚在一起，聊聊唱唱。我给老田打电话，让他在电话那头，听我唱《万花亭》。回家后想来觉得自己越像个老顽童了……同时也慨叹，如果六十年前嗓子能尽快倒过来，我的一生会怎样，这就是梨园行常说的“祖师爷不赏饭”。将届耄耋之年，与其慨叹，还不如过好今天的日子。老田说我“老来红”；我说：“但愿不是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