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小生泰斗”袁玉堃

袁玉堃- 简介

袁玉堃(1917年—2004年9月18日)，男，川剧小生。出生于梨园世家。被称为“川剧小生泰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和国家老艺术家终身生活补贴获得者，原重庆市川剧院名誉院长。

9岁学艺，对川剧小生的表演艺术造诣很深，在60年的舞台艺术实践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书生形象，在20世纪40年代就享有盛名。解放初他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汇演，凭借《送行》夺得二等奖。1957年，他随中国川剧团出访东欧四国演出《玉簪记》等四出戏，赢得赞誉，更多次为中央重要会议演出，受到过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的接见。文革后，他参演了“川剧艺术集锦”的拍摄，演出《送行》和《迎贤店》两个拿手剧目。在全国第四届演员讲习班上，他开课授徒，先后很多弟子都成为各个剧院团的艺术骨干。

2004年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袁玉堃- 经历

1917年2月22日，袁玉堃出生于成都天涯石西街的一个梨园世家，原名彭希寿。父亲二十几岁就是川剧名角，耳濡目染下，袁玉堃对舞台上的花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我也要上台去在花轿上坐坐。

八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随后改嫁，袁玉堃跟随父亲好友肖卓山搭班唱戏。没戏时，肖卓山家中也是好几口人，照顾不了他，他只得投靠三女襄，可三女襄全家都认为唱戏是没出息的工作，要他改学手艺。但他学戏的决心已定，又跑去投奔名鼓师二姑爷周岐山，10岁那年二姑爷为他请了名师宋书田教唱小生，改名为袁玉升(随养父姓)。

旧社会学戏老师要求是严酷的，一不小心，耳光就扇来了。据说，他的一只耳朵就是跟着宋书田学戏时被不慎扇聋，但因此也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为了掌握读书人的特征，使自己扮演的小生具有书卷气，即使在日常生活里，如逛街游寺庙，宋书田都教他不只是散心消遣，还要仔细观察寺庙里的壁画与木雕，从其中人物的动态、神采、风度中寻求借鉴。

之后他到川北著名的玉清科社学戏，在科社里狠学了几本大戏，如胡琴戏《二度梅》、《四进士》、《夺三关》等。那时没有剧作家，剧目流传主要是靠口授。为了多学戏，他不惜“偷师学艺”，不论有没有名气的老师唱戏他都看，也无论路途远近。哪怕价钱很少，他也要想方设法去搭班，目的就是去学戏。尽管很累很苦，但由此他也开始走红。20多岁时，他辗转到成都平民剧院、广汉南京大舞台、成都维新大舞台，表演的《彩楼记》、《黄袍记》、《情探》大受欢迎。

1942年袁玉堃重返成都，改名为玉昆(1946年改名为玉堃)，搭过成都大戏院、锦屏大戏院、重庆大戏院，随着动荡的局势和川剧的没落他也起伏不定。建国后的文艺气氛使川剧迎来了春天，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都特别喜爱川剧，1951年元旦，袁玉堃加入了重庆市第一个国营剧院——实验川剧院，随后凭借《送行》在全国第一届戏曲汇演时夺得二等奖；在1958年武昌会议剧团汇演期间，他专门为毛主席演出《情探》，为此邓小平夫人卓琳还专门为川剧演员们包过饺子。

1959年，他随中国川剧院出访东欧四国，演出了《谭记儿》中的白士中、《焚香记》中的王魁、《逼侄赴科》和《百花赠剑》中的潘必正和海俊，赢得海外赞誉。袁玉堃一生演出了300多个川剧剧目，对于许多口授剧目已失传的今天来说，他完全称得上是“川剧小生的活字典”。

袁玉堃- 爱情

在风光的演出生涯里，袁玉堃一直都扮演着多情的小生，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很是多情。

袁玉堃的一生有过四位妻子：第一任妻子李永佑是位漂亮的中学生，婚礼是由养母在四川安县举行。1942年，妻子随他演出到乡下，生产时由于接生婆诊断有误难产过世；第二任妻子杨国兰是位志同道合的川剧演员，婚后一年也因病去世；第三任妻子马淑娴是他在成都锦屏大戏院演戏时认识的学生，两人一见钟情，但由于马淑娴父亲是当地大地主，看不起戏子，强烈反对两人结合，甚至表示要把他们活埋。于是他们便如戏中的恋人般在1948年逃婚到重庆。虽然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天嫉真情，多年后马淑娴患上肺癌于1987年去世。

第四任妻子便是现在的肖自英，她比袁玉堃要小13岁。经人介绍后两人很快就结婚，但双方感情一直很好。至今肖自英还能回忆起当时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那时，我在江北区食品公司财会科工作，1980年爱人去世后，我从未考虑过婚嫁。这时市川剧院的夏庭光夫妇就把袁玉堃介绍给我，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文艺，从小就爱好戏曲歌舞，曾考上文工团，但由于家人反对没去成。后来，听说袁玉堃是个戏曲家，又是朋友介绍，觉得哪怕是应付也应该去见一见。那是1988年五六月间，我们约在枇杷山红星亭见面，先到的他正在那里练功，见到了我就请我到他家吃饭。后来才知道，他事先对人说，如果他看了觉得满意，就请到家里吃饭。吃饭后，他就讲起了自己凄楚的身世，讲着讲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后来见到外面下雨，坚持要我带上伞。其实那天雨不大，我出门就可以坐车，但他坚持要这么做，我不同意，他眼泪又要流下来了。”

后来，肖自英去还伞，袁玉堃又对她讲起了自己的苦处，想要肖自英留下来陪自己，这时肖自英才明白，原来借伞是下套，想要套住自己，这让明白人不禁想起了白娘子对许仙下的套。但肖自英的心是甜蜜的，慢慢的两人加深了了解，结婚就提上议事日程。没想到，他们的结婚申请提了3次，肖的单位都没同意。原来，当时单位主要考虑到两人岁数差距太大，年龄又大，身体都不好，未批准。但擦出来的爱情的火花并不那么容易熄灭，两人都不愿放弃，坚持到最后终于拿到结婚证。

1990年以后，袁玉堃身体就不怎么好，于是肖自英早上6点过就起床为袁玉堃准备早饭，基本上都是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两块小蛋糕，鸡蛋还要用煮过虫草、枣子、西洋参、枸杞的汁液煮。平常还要补充营养品。就因为这样，袁玉堃1992年摔跤造成的脑出血就恢复得很好，神志一直都很清醒。

而袁玉堃也对老伴很依恋，由于行动不便，他只能呆在屋里。一次肖自英去成都办事，他就一定要她打个电话回来自己才安心，还总想让她配个手机，自己好随时跟她说话。肖自英快回来了，他就把坐椅挪到老伴床边，眼巴巴地等着，还告诉保姆，“阿姨要回来了，做点好吃的。”因为从小学戏，没有上过学堂，袁玉堃识字不多，于是一旦听说要开会发言，他就必定把老伴带在身边，这时老伴又变成了他的会议“秘书”。

两人也曾吵过架，却是为了袁玉堃难改的烟瘾。肖自英想叫袁玉堃少抽点，但他多年来养成的烟瘾已经很大，一天要抽一包多，怎么也戒不了。于是，肖自英干脆妥协，希望袁玉堃抽10元以上的好烟，因为她觉得好烟对咽喉的刺激要少些。

就这样相濡以沫过了十六年的夫妻生活，谈起这些，肖自英觉得很幸福。

袁玉堃- 最爱

尽管他曾经为自己的出名自豪过，尽管他也很关心妻子儿女，但他最爱的却是川剧。平常只要有学生学戏，他都来者不拒，就算是业余戏迷，像袁家岗的忠华川剧团，他教得也是一样认真投入。”肖自英说到他对川剧的热爱，眼泪就涌了出来。

肖自英说，家里一个月电话费就有200多元，基本上都是他和学生、川剧爱好者在电话里请教交流，“只要有学生上门求教，他一般都先让我安排好伙食，然后几人在家里慢慢教学，直到学生学好学懂为止。”有次学生请教经典片段《逼侄赴科》，尼姑向书生扔纸团那个细节始终演不好，袁玉堃就趁学生说话时猛地扔个纸团过去，让学生猛地吃了一惊。他当时就说，“这就是生活，就是要这种感觉！戏里有很多都是日常小事，必须从生活中学习。”

“只要他的身体还能活动，他每天早上就在练习基本功。只要有领导来，他就向领导要求，还想上台表演。他总在说，自己有三百多个戏，就想一个一个演出来，让别人写下来，留给后人。”肖自英说，袁玉堃在生病前后还坚持到川剧院上课，而他总想家离川剧院近一点，好让学生都到家里来上课，但直到去世，他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其实早在1989年，当时市领导就准备要给袁玉堃安排一套好房子，就在中华路原市川剧院旁，但袁玉堃听了建议却推辞了，他解释说：“川剧院还有很多年轻演员没房子，我现在房子还可以，不如把这点钱在川剧院边盖房子，先解决年轻人的住房。”后来几次分房也没有他的份，但他没有更多的怨言，只是暗暗感慨学生学戏不方便。

当然，袁玉堃一直还有更大的心愿没有完成，那就是如何振兴川剧。到了20世纪90年代，川剧已难复当年辉煌，观众日渐稀少。作为硕果仅存的川剧元老，他着急了，更觉得自己责任重大，“我不想活来享福，我决不能把我的戏带到马克思那里去。”

他曾经熬了两个晚上，让剧作家把自己演过的一出戏完整记录下来。听到川剧《金子》接二连三全国获奖的消息，即使在病床上，他也兴高采烈，对前来看望的剧院领导说：“你们为川剧树立了一面旗帜，阻挡了川剧下滑的趋势，但这还不够，还应该有更多的优秀剧目，而不仅只有《金子》。”

遗憾的是，临终前袁玉堃还想和《金子》编剧合作，将他演的三国戏都记录下来，留给子孙后人，但这个宏大的愿望也随着他的离去而成为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