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剧社和晋剧改革与繁荣

本文原以《战斗在晋绥边区的七月剧社》为题，发表于《戏剧报》1962年7期，后收入七月剧社丛书。

晋剧(中路梆子)流传在山西、陕北、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西部一带，有悠久的历史，深受广大人民喜爱。全国解放前，集中地的晋中平原，晋剧艺术却奄奄一息，许多颇有造诣的艺人流离失所。但是在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由于党的重视和扶植，远在一九四○年，边区人力物力异常困难，又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晋剧艺术却得到了继承、发展，和繁荣。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指导下，晋剧在晋绥边区老革命根据地开放了瑰丽的花朵，成为革命文艺战线上锐利的艺术武器。

战斗里成长的“七月剧”

把晋剧艺术和革命斗争联结起来的，首先是“七月剧”。“七月剧”在晋绥边区是家喻户晓的，它是边区人民送给七月剧社的爱称。剧社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党的伟大生日成立，因此得名。它在当时的中共晋西南区党委领导下，由当地一伙爱国青年组成，为了宣传抗日救国，利用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眉户调、秧歌、晋剧等民间艺术形式，演出了一些宣传抗日的小型戏剧。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公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了“十二月政变”，集中六个军兵力，与日寇配合，进攻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抗日的山西新军决死队，摧毁革命组织，残杀革命干部。我党政军民遵照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指示，与反动派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七月剧社的同志也积极投身于这一斗争。几次被敌人冲散了，又重新集合起来。有三个十多岁的小同志，在敌人四出搜捕的情况下，他们找到一座寺庙剃发为僧，暂时隐蔽了起来，而后又历经艰险才返回剧社。还有几位同志，在部队转移途中掉队，他们为了找到队伍，化妆为乞丐，沿途乞讨，通过敌人层层封锁线，经受种种波折，才到达晋西北。

当时另外还有一支宣传队，就是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晋西培养出来的战斗剧团。一九三九年秋，一一五师主力转移，战斗剧团仍留原地，配合我党创建并领导的牺盟会开展工作。是年冬，被日寇包围在大雪冰封的高庙山里，这一群年长最大二十，年幼不过十岁的青少年，并没有被残酷的斗争吓倒，与敌人周旋数日后，才根据“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四散隐蔽。有个别小同志被敌人俘虏，强迫喂马数日后又乘机逃跑出来。这一年，山西反动军队与日寇日益勾结，进行反共反人民勾当，晋西一带乌云笼罩，环境极为恶劣。为了保存力量，继续进行斗争，战斗剧团便通过地下党的关系，隐蔽在阎锡山所属的第二战区四专署，改称为民革剧团。明吃“官饷”，暗为“八路”。例如当时每人每月领“官饷”二十元，可是剧团内部仍然每人每月领津贴费一元，十九元交公，作为集体活动费用，菜金每人每日仍用五分，保持了当时我八路军的供给制度。只不过在外表上脱下了“五角星帽子”和“列宁装”，穿上了二战区发的制服。当时顽固分子是不准人民唱抗日救亡歌曲的，甚至连《打杀汉奸》一歌都在被禁之列。民革剧团就故意每逢开会必唱抗日救亡歌曲。有两次，剧团同志非常巧妙地在反动军队岗哨林立的情况下，把反对顽固分子的标语贴在白文镇的大街上，有一条写的是：“打倒挂羊头卖狗肉的汉奸卖国贼赵承绶、王靖国、陈长捷……”一时使顽固派大为震惊。后来顽固分子发现是剧团干的，阎匪特务组织“敌工团”“精建会”的特务便开始对剧团监视、威胁，阴谋迫害。剧团同志在党的领导下，提高了革命警惕性，白天不个别行动，夜晚都睡在屋顶上。局势是愈来愈紧张了，恰好在这时候，顽固派赵承绶勒令四专署向南撤退，民革剧团乘敌人混乱之际，用手枪威逼四专署财政科拿出一大批山西省钞“大花脸”，又夺得两匹骡子，黑夜之间，由北极星指引向北投奔，找到我八路军120师358旅，回到了党的怀抱。

一九四○年，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民革剧团并入七月剧社，同时又吸收了其他地方剧团一些人员，汇合为一股力量。此后在中共晋西区党委(后为中共晋绥分局)的直接领导下，高举毛主席文艺思想红旗，与边区姊妹文艺团体一道，为边区的文化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七月剧社的成长，一开始便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的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第二、剧社成员绝大多数是边区工农子女，与部队士兵同甘共苦，因而能真实的反映边区广大工农的思想感情和满足他们的艺术爱好’第三、熟知民间艺术形式，有些同志，原来就是民间技术爱好者，对吹拉弹唱都各具所长。这些条件都为以后“七月剧”的活动，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