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岁杨赤戏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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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影响爱上京剧 遇伯乐唱花脸改变命运

1961年，杨赤出生于大连一个普通人家，年少时家住沙河口区民权街一带。杨赤的父亲是小学老师，母亲没工作。杨家三女一子，杨赤是唯一的男孩。那时全家6口人，就靠父亲每月48元工资生活。童年的记忆里，家里经济从没宽裕过，甚至锅碗瓢盆等所有生活用品上面，都盖着“次品”的红戳。“要知道，次品要比商场里的正品便宜好多。”杨赤陷入回忆。

“我父亲是个标准的戏迷，痴爱京剧。”因为总跟着父亲一起听，时间长了，小杨赤也能咿咿呀呀跟着唱，父亲特别高兴。跟那个时候同龄的小男孩一样，杨赤喜欢踢足球，喜欢打玻璃弹珠。可每当家里的半导体传出京胡和月琴的伴奏声，他就赶紧放下玩的往家跑。因为他知道，父亲又要开始听戏了。

1972年，大连艺术学校京剧班恢复招生，大姐给杨赤报了名。“考试一共有8段样板戏，无论哪一段，无论男女，我都会唱。”经过初试、复试，杨赤被录取了。这一年，他刚满11岁。在杨赤办公室，记者也见到了他入学后一家六口拍摄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小杨赤虎头虎脑，每个人目光中都有着憧憬和喜悦。

入学后，他被分到老生组学习。因为年纪小，加上患了感冒，嗓子发声出了点问题，所以三个月实习期后，老师建议他退学。“校长跟我说，你回家吧，别学京剧了。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回忆起当时的境况，杨赤仿佛又看到那个难过的小小的自己。站在校园门口，伤心哭泣。人生的际遇就是那么奇妙，小杨赤一定没有想到，他会在此时，遇到人生中第一位伯乐——曹艺斌先生。花甲之年的曹先生看到一个小家伙泪流满面，便上前询问。得知孩子因为不能学戏伤心哭泣，这份难得的执着打动了他。曹先生让他现场唱两句听听。就是这一唱，让曹先生认定，小杨赤是个学花脸的好苗子！就这样，曹先生牵起小杨赤的手，把他送到刘金昌先生面前……

从此，杨赤走上了学花脸的道路。后来他师从文涛老师、袁世海老师，一位位老师带他走进京剧艺术更高殿堂。而杨赤也不负先生们所望，在这一领域真唱出了名堂！他的路越走越宽广，先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京剧梅兰芳金奖、上海白玉兰奖等多项国家级大奖，直至后来，成了蜚声中外“全才花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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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父亲早逝 对父亲有遗憾和后悔

时间退回到1972年，11岁的杨赤开始跟从刘金昌先生学花脸。每天晨起练功，白天上课，晚上还要练晚功……枯燥和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毕竟年纪小，有的时候太累了，回家就有点打退堂鼓。”杨赤说。可父亲总是鼓励他，告诉他“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这句话一直让他铭记至今。

杨赤在大连艺校进步很快。父亲听人说，学唱戏需要磨耳朵，最好能买一台电唱机。“那时候家里哪有钱？父亲为此决定，戒酒攒钱！”杨赤说，现在可能大家都觉得，不喝酒算得上什么牺牲？可在那个年代很多家庭里还是男性地位高，尤其杨家，父亲是唯一赚钱的，所以他每个月5元钱酒钱是雷打不动的。“父亲为了给我买电唱机，戒酒整整两年。”1978年，父亲终于攒够了钱。可电唱机买回家三个月，55岁的父亲就因为脑溢血辞世。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去世那天，是我第一次在台上主演《打焦赞》。下午他给我送到汽车站，还嘱咐我好好演。”没想到，这是父亲对17岁的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等杨赤演出完，剧院门口有一辆车正等着他，将他直接拉到医院。他这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

“后来我有了儿子，就越来越能体会父亲的心情，体会到他那种爱和期望。我在儿子的成长中，也尽量做到不缺席。”杨赤说，直到今天，他觉得人生中最大的后悔和遗憾都在父亲身上。因为父亲最期待他成角儿，却没有看到那一天。“有一次我们去外地演出，有同行的父亲跟着去。我看他站在台边看儿子演出，台下掌声雷动，我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他的父亲比我父亲幸运多了……”杨赤说，那是他最想念父亲的时候。他多希望，自己在舞台上的成功，父亲能看到。他多希望能自豪地告诉爸爸：您儿子成了角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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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恩师情同父子 扛起袁派艺术大旗

采访中杨赤说，他觉得自己是个非常幸运的人。遇到的都是德艺双馨的好老师，也赶上了我们国家和戏剧发展最好的时代。杨赤毕业后，恰逢改革开放带来文艺事业百花齐放。勤于学习，再加上天赋和悟性，他很快在传统戏《秦英征西》中崭露头角，技惊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