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戏曲四十年——迎来春色满人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社会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思想解放，百废待兴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华戏曲跟随时代的洪流，迎来了新的春天。然而这种复苏繁荣是短暂的，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传统戏曲的生存困境逐渐暴露，导致上世纪整个90年代戏曲都在低谷中艰难前行。新世纪以来，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政策的倡导与实施下，中华戏曲又迎来了新的希望，创造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成绩与辉煌。

山西戏曲作为中华戏曲重要的一支，除具有上述的发展轨迹之外，还有她本身的发展特征，40年来，她的生存发展显现出山西戏曲在特殊社会背景下的探索之旅，也显现出其寻求自身发展的艺术规律。

20世纪80年代：繁荣之后的振兴，在传统中探索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精神需求逐渐回归，恢复传统剧目、创作新剧目成为时代之需。1976年4月13日，文化部录影录像组打电话给山西，决定将北路梆子《访白袍》《祭桩》《下水牢》，蒲剧《徐策跑城》《少华山》《杀狗》《挂画》，中路梆子《祥状》《卖画劈门》9个剧目恢复，至此，拉开了恢复传统戏的序幕。1977年5月，阳泉市晋剧团恢复上演历史戏《逼上梁山》，引起戏剧界的关注，以至吸引了省内外大批专家前往观摩。此后，群众要求开放传统剧目的呼声日益高涨。1978年陆续开放了传统戏《打金枝》《三关排宴》《白河沟》《破洪州》《含嫣》《下河东》《薛刚反唐》《小宴》《杀宫》《出棠邑》等剧目。同时，新创剧目也层出不穷，以四大梆子为主要载体演出于舞台，经统计，大概有60余个。1978年9月11日，中共山西省委为晋剧《三上桃峰》以及在这部剧中蒙受冤屈的干部、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团体平反，并由山西省晋剧院演出《三上桃峰》，山西文艺界戏曲界内呈现一片积极向上的景象。

相应地，官方为繁荣戏曲艺术也组织举办了一系列的展演活动，有1979年“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1980年12月的“山西省戏曲优秀青年演员评比演出”、1981年10月举办的“山西省戏曲现代戏汇报演出”、1982年11月12日山西省文化局举办的“优秀中青年演员评比演出”等。这些演出活动为各剧种之间的艺术交流提供了平台，为繁荣当时的山西戏曲提供了机遇。

然而，经过短暂的复苏繁荣后，山西戏曲在当时经济、政治、文化革新发展的大背景下，其演出市场逐渐萎缩、演出剧目和艺术质量逐渐下降，此时，山西戏曲界的专家提出了“综合治理、振兴戏曲”的口号。从1984年至1990年，进行了“振兴中路梆子调演”“振兴北路梆子调演”“振兴上党梆子调演”和“振兴蒲剧调演”的活动与措施，这些措施调动了演员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的艺术表现力，并训练出一批编导人员，为山西戏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一批优秀的年轻演员也涌现出来，如任跟心、郭泽民、武俊英、吴国华、史佳花、崔彩彩、杨忠义、杨爱莲、郭明娥等，他们在戏曲界的表现与影响直至今天依然为人们津津乐道。

同时，剧团体制的改革成为这时期一个重要的问题。应极具复苏的市场要求，大批之前解散的剧团重新恢复建制，为剧团国营化迎来了第二个高潮。但短暂的国营化之后，数量众多的体制内剧团很快就成为财政资助的负担，于是剧团改革又进入了新时期。此后剧团在国家层面的倡导、结合我省实际的情况，自1983年3月8日至15日，省文化局在太原召开的全省剧团体制改革座谈会开始，经过了“承包制”“试验田”式、“双轨制”等改革措施。其中“双轨制”的改革构想，使全民所有制剧团数量占全省剧团总量的20%，集体所有制剧团数量占80%，这基本奠定了山西省以后的剧团体制局面。

20世纪90年代：困境中的坚守，现代性的摸索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大众娱乐形式多样，这影响了一代人的艺术审美方式，传统戏曲越来越被边缘化。同时，受现代文明急速发展的影响，传统庙会遭受重创，相应地，作为主要戏曲演出阵地的庙会演出受到严重影响，戏曲演出市场不景气。

首先，这样的局面导致了剧团数量减少，据统计，剧团数量从1985年的175个减至1995年的162个。1995年前后，大批县级集体所有制剧团面临生存困境纷纷解散，其中部分先行者开始尝试民营化运作。有的剧团为应对这种窘境，采取了剧团合并或者一个剧团唱两个剧种的措施，如1984年成立的芮城县线腔剧团，因经营困难，1991年与黄河蒲剧团合并，现在这个剧团改名为芮城县青年蒲剧团，主要演出蒲剧，兼唱线腔。1997年，临县剧团不得不再加挂一块牌子“吕梁市民间艺术团”，改革为主演道情，兼演晋剧、民间舞蹈、小品等多种艺术门类的“多功能剧团”。其次，戏曲观众数量减少。据《山西文化统计年鉴》的数据，1983年山西戏曲观众数量8846万人，至1995年减少至7373万人。